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绘制新蓝图，提振多方信心。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

《决定》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为什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就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两届全国代表大会中间，一般召开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其中第三次全体会议就称为“三中全会”。自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谈改革”的传统，之后的历次三中全会，基本都是以改革为主旋律，推出了一个个事关全局宏观战略的重大决策。二十届三中全会主题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三中全会与改革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三中全会的主题多是针对当时形势下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此次三中全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也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

其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并不局限于经济改革，而是全面改革。改革不是单兵突进，更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此次三中全会提出，“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改革领域涉及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体制、创新体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对外开放体制、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文化体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国家安全体系、国防和军队，是全面的、系统性的深化改革。

光大证券认为，在各项改革领域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其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此次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发力点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的具体方向，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改革的思路上，“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在改革过程中，要坚持五大原则，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 

所谓系统观念，关键在于要处理好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包括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这五大关系在各领域改革方向上都有具体应用。 

经济和社会关系，要求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社会治理，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建设相辅相成。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求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具体边界，让政府“有形之手” 和市场“无形之手”协调配合、相互促进。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则是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平衡。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促进共同富裕。 

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即改革既要激发创新活力，又要保持社会的和谐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潜能，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加强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另一方面，又要维持社会稳定、有序和健康发展，全面依法治国。 

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次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效率和公平是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面对的一对紧密相连的关系。经济发展需要效率，但一味地追求效率和“量”的增长，就容易影响公平和“质”，这又会反过来制约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潜力。此次三中全会把公平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市场有助于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市场在有些时候也会存在失灵。此次三中全会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只有“放得活”才能有效的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但也要“管得住”，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市场持续，弥补市场失灵。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各有优势，所以此次三中全会强调，“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如何促使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呢？此次三中全会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粤开证券表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穿历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前中国市场体系还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发育仍不够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主体活力不强等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一是所有制方面，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未来应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从政策稳定性、制度完备性、法治落实和理论突破四个层面提振企业家信心。

二是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人口、资本、土地、科技等要素自由流动并按贡献参与分配；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使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形成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具备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特征，发挥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的作用。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此次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粤开证券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仍然是全会的重中之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象化抓手。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命题，未来可能会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紧密关联，需处理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关系。

传统产业是“基本盘”，不能当“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加快升级改造。发展传统产业应与“设备更新改造”“绿色减碳”等政策结合来看，整体思路是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通过对传统产业实施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不仅能带来技改投资增长，更有利于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新兴产业是“中坚力量”，要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要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沿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的发展方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推进应用场景建设，打通政策堵点，拓展发展空间。

未来产业是“关键变量”，要注重前瞻部署和梯次培育，加快打造标志性产品。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智能制造、生物制造、纳米制造等)，未来信息(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未来材料(先进半导体、超导材料等)，未来能源(核能、氢能、生物质能等)、未来空间(空天、深海、深地等)和未来健康(合成生物、基因技术等)六大方向产业发展。在壮大产业主体，丰富应用场景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打造标志性产品。

二是强化“因地制宜”的导向，避免同质化竞争。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可以鼓励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但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各异，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就要鼓励其稳住传统产业的大盘，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例如现代化农业、生态旅游等等。相应地，对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也有必要“因地制宜”地调整。

三是以广泛深刻的数字变革，赋能经济发展。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会进一步提速。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基础制度等会加速完善。包括推进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格式、接口、存储等软硬件通用标准等；完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等。

此次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粤开证券认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轮驱动，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未来将会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对各类创新主体和人才“松绑”“解绑”。可推广上海“综合授权+负面清单”方式，遴选一批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开展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在编制使用、岗位设置、工资总额、职称评定、经费使用等方面赋予更大自主权。

二是深化人才体制改革，探索实施青年科技人才特殊晋升机制，健全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机制。一方面，要打破论资排辈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用人模式，探索建立以创新价值、贡献等为导向的晋升机制。另一个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要有差异化的评定指标。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不论是从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任务清单，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任务清单，还是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都在其中居于重要位置。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认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次的重大改革，都是以财税体制改革起步，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作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大论断，于是由财税体制改革入手，构筑现代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柱，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便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经济领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其中部分领域的改革，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尤其注重“统筹推进”和“一致性”。此次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浙商证券认为，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央地关系的再平衡，中央层面或将集中统一谋划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义务和负担。操作上看，未来或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常态化发行，着力解决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和存量债务化解的问题，并且在资金分配上向财政弱资质的区域予以倾斜。事实上，伴随地产供需格局向新发展模式转型，土地出让收入不足使得地方财政需要系统性谋划财税平衡以及债务长效管理机制。整体看，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主要考虑。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推进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一文指出，要在保持宏观税负和基本税制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一是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适当降低间接税的税负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推动消费税改革，将更多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探索将消费税征收从生产环节后移至消费环节。完善增值税制度，畅通抵扣链条。三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依法依规征税收费，持续增强税费政策的确定性、税务执法的规范性、税费服务的便利性，提升税收征管效能和税收治理能力。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着力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公平竞争的各种税收优惠“土政策”，消除对不同市场主体差别税收待遇。

在消费税方面， 西部证券首席分析师边泉水认为，未来消费税改革可能从三个方向推进：

其一，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至地方。现行的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征税，征收环节后移的含义是将消费税征收后移至批发零售环节。从效果上看，消费税的下划将对冲土地出让金收入持续下行对地方财力的负面影响。

其二，将车辆购置税与汽车消费税合并。理论上讲，消费税分为选择性消费税和一般性消费税，前者选择某些特定商品征税，如烟酒、奢侈品、燃油等，后者则对大部分消费商品征税，如超市购买的商品，二者的功能定位是完全不同的。现行的汽车消费税实际上是选择性消费税，而车辆购置税则更符合一般消费税的概念。

其三，实施消费税扩围。未来可能将更多的奢侈商品和服务、高能耗或高污染商品纳入征税范围，实施零售环节征收并下划给地方政府。

在增值税方面，增值税经过三十多年改革税制已相对成熟，目前处于深化完善阶段。中国银河证券认为，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税制有两大主线：其一，进一步完善“留抵退税”长效机制，在强化税收中性，改善企业现金流的基础上，从制度上解决地方政府间的收支义务不匹配问题。其二，未来进一步“兼并税档”需要建立在稳定税负的基础上，结合直接税改革进度审时度势，短期内调整的可能性较小。

在所得税方面，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中国个税综合所得征收的范围较窄。如，美国更多的是采取宽税基、起征档低税率的模式。此外，中国个人所得税执行综合所得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方式。国内个人所得税的增长来源中，工资薪金保持较快增速，并对总体个税贡献超过60%，而资本利得和财产处置收益等占比偏低。未来可能会提高资本利得、财产转让所得的部分征收强度，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为中国和世界打通了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

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十余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3%上升到18%左右。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年来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今，中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中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世界前列。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既激活了中国经济，也激活了世界经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经。国泰君安证券认为，未来或将从三大方向推动高水平开放：

一是促进贸易、资本和人员的双向流通。在投资方面，2024 年 2 月《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提出，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拓宽外资机构参与国内债券市场业务范围等，在人员往来方面，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国开放免签。

二是积极参与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除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入实施以外，中国已经在 2021 年递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申请。

三是促进制度型开放，有利于国内制度改革与创新。“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践行的发展战略。以自贸试验区为抓手，通过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预计仍是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

相关行业或迎利好催化

短期看，历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短期市场行情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国投证券认为，此次三中全会后市场下跌的概率偏小。当前市场预期本次三中全会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科技自立强；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发展与安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定价的角度看，重点关注三中全会在财税领域的改革，尤其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与税源补充。在当前定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大背景下，央地财政支出增速差背后暗含的是对于地方化债进程与中央转移支付力度的观察。该数值扩张，则有利于大盘指数。

但历届三中会后的1-2年内，大概率会出现一波牛市或稳增长行情。比如，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不到1年，1994年下半年A股市场进入牛市；十六届三中全会后，A股于2003年11月至2004年3月实现月线五连阳；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在2008年底触底，随后市场迎来了大反弹；十八届三中全会1年后，2015年上半年A股开启了为期半年的牛市。

华福证券认为，行业层面受到的影响相对更为显著，与三中全会改革相关的部分行业或将受到利好催化。例如，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提出了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A股市场上金融以及房地产相关的板块涨幅领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包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会后传媒、计算机等相关板块表现靠前，从更长维度视角来看，2013年至2015年TMT板块更是收获了显著的超额收益。

海通证券认为，整体上看，三中全会明确深化改革方向，风险偏好回升推动行情回暖，叠加下半年资金面和政策面迎来积极变化，市场中枢有望抬升。结构上看，优势制造、国家安全、国企改革、公用事业等领域有望受益。

除了上述机会领域外，海通证券还认为，最为重要的机遇领域或是业绩确定性更高的中国优势制造。得益于中国在制造业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丰厚积累，中国优势制造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可关注具备出口竞争优势的中高端制造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制造。中高端制造方面，供给侧优势叠加需求侧支撑下，景气度有望延续。

从需求端看，新兴国家需求旺盛且对中国的依赖度较高，或是中国出口新增量。从供给端看，当前中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高端制造的ROIC逐步提升，高端制造的竞争力正不断加强。以汽车、家电、机械等行业为代表的中高端行业或是白马板块里面率先破局的重要主线。科技制造方面，政策利好和技术创新双重驱动下，未来科技制造相关领域有望进一步受益。

从债券市场看，中长期债市的风险偏好或提升。财通证券认为，在三中全会布局改革的长期影响下，投资者对经济的预期随着改革的推进而有所改善，债市风险偏好或趋于提升。比如，十六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后的较长时间里，长端利率都有所提升。但十八届和十九届三中全会后，利率则有所下降，主要受到当时政策利率下行的影响。整体来看，债市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受会议主导的行情。